一、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形势和世界形势一样：反动势力比过去更加日趋衰落,而革命力量则日益发展壮大。无论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还是段祺瑞组织“安福国会”,都在人民的反对下很快失败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趁欧战之机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和斗争规模也随之扩大。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与此同时,一批先进的民主主义者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进攻。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唤起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于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到来了。

　　五四运动正是在中国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和新的革命思想开始传播的条件下发生的。它的直接起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会。会上,中国代表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提出了取消外国在华的特权、收回山东、废除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义要求,却遭到了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即会议的实际操纵者的蛮横拒绝。而北京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潮,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1919年5月4日,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并迅速波及全国。当时,潢川在北京私立新华大学银行科求学的刘理葛（城关人）、刘康侯（又名刘康孚,城关人）,直接参加了北京的学生运动；在开封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书的江梦霞（伞陂寺人）和省立法专的学生杨萍如（又名杨絮,城关人）以及信阳三师的学生杨笠僧（杨萍如的胞弟,又名杨象离）等潢川籍的师生,分别在当地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当这一革命风暴席卷到豫东南的时候,潢川南北两城随之沸腾。省立潢中等学校的学生率先起而响应,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组织集会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和“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并发表讲演,介绍北京五四运动经过,恳请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省立潢川中学学生熊成硕,因组织部分激进学生抢夺县署的枪支未遂,惨遭杀害。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更加激怒了潢川各界人民,以成衣匠为主的手工业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支援学生运动。1920年5月29日的《新中州报》显著报道：为响应河南省国货维持会关于严禁劣货的通告,“潢川县巨商李正兴、王盛源、瑞康祥等数家,经学生联合会数次演讲、通告,渐有觉悟,乃决定将劣货（指外国货）减价出售,并保证以后不再购进劣货,以全爱国名誉。”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亦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它促使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潢川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尊孔读经,提倡科学民主；废止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抵制旧礼教、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并成立了潢川县通俗讲习所,向青少年宣讲新思想、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潢川最早接受并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江梦霞。

 

 

　　江梦霞,原名江潜,字长寿,号蒙侠,曾化名孟星明、丁化仁、陈化燃、江松樵等。1888年2月26日,他出生在潢川东乡伞陂寺一个半医半农的家庭里。兄弟四人中,江梦霞排行最小,自幼聪明伶俐,甚受家人宠爱,7岁进私塾,勤奋好学。1905年江梦霞从秀才张德斋读书,在张老师较为激进的思想影响下,立志教育救国。190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信阳师范学堂。1910年升入河南省立高等优级师范学堂深造。江梦霞在省会开封学习生活,视野大开,不但吸取了广博的知识,而且广泛地接触了社会。高师毕业后,江梦霞回到家乡,将其志愿付诸实践,在潢川、固始一带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他利用课堂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能只为家庭儿女,更不可贪图升官发财；当前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要为国着想。1919年初春,江梦霞应聘到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任国文教员。五四运动期间,江梦霞一面与其他进步教师一起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发表演说,参加全市中等学校联合大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另一方面写信给家里,教育亲友不穿外国布,不用东洋货,不再给小女孩裹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江梦霞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日臻成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他同许多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愈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向往十月革命,开始认识到自己以往那种教育救国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革命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俄国人的道路。同时,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家乡潢川。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进步思想的刊物,犹如雨后春笋似地创办起来。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及错误思想,围绕着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根本问题,进行过多次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潢川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发展而逐渐传播开来,并日益深入人心。五四运动前后,潢川的新文化运动尽管还未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它在潢川的深入开展,对封建主义是一次空前的打击,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潢川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921年7月,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灾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潢川教育界中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是时,江梦霞已从开封回到家乡,他以教书为职业,联络潢川教育界的进步人士,以学校为阵地,向青少年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并发动潢川城内朱晏弼（伞陂寺人）等进步学生,查收“六合祥”、“正兴源”、“永胜和”等京、广货店的“洋货”,将外国进口的“仙岛牌”香烟等商品当众烧毁。江梦霞还在伞陂寺的西峰寺庙内办起了一所私塾改良小学,聘请肖复初任教。学生学习选择的课本具有新文化思想内容,例如《新生活》《农民千字课》《稻草人》《青岛丧心史》等,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以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1922年春,江梦霞被委任潢川卜塔集小学校长,因原校长黄康侯煽动学生拒绝江到校,江未接任。此事激起了该校老师杨笠僧的义愤,毅然辞去了卜塔集小学教师之职,并于当年夏季同江梦霞一起应聘到潢川第一高等小学堂（今潢川城关一小）任教,从此两人结下了革命友谊。江梦霞在潢川第一高小任教期间,常把自己从开封带回来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送给杨笠僧等阅读,并向进步师生宣传“中国非推翻帝国主义,不能获得独立；非打倒反动军阀,不能获得民主”的革命思想。同时,还向校方提出废除体罚学生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不分贫富、男女兼收等新的教育原则。江梦霞身体力行,帮助校工打扫校院、挑水做饭,深受广大师生的敬佩。然而该校校长陈耕堂却不图改革,辞退了江梦霞,结果爆发了张家梁、张家相等进步学生轰撵陈耕堂的学潮。在此之前,豫东南的高等学府潢川省立第七中学的光山籍学生熊少山,组织同乡学友殷仲环、杜彦威等阅读进步书刊,探索革命真理,遭到反动当局查禁。于是,熊少山便带领七中的进步学生向潢川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从而爆发了轰动全城的学潮,后遭镇压而失败。学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反动当局却无法阻止马克思主义在潢川的继续传播。

　　1923年2月,春节刚过,原淮阳省立第四中学的英文教员吴丹坤（又名吴世珍,现名吴丽泉,南阳人）,受潢川省立七中校长陈辉武（又名陈闻典,商城人,与吴丹坤是同学）之聘,来潢任七中庶务主任兼英文教员。吴丹坤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据1922年10月15日《李之龙给秀松的信》中说：“任右民县长（开封县）见我有宣传主义的行为……把我介绍到淮阳省立第四中学当英文教员。……另有一位教英文的,姓吴名世珍与我们为同志,他极信仰马克思主义”。吴到任后,首先向校长陈辉武提出用人公开、用钱公开、行政公开等治理学校的建议,接着与进步教师王菊圃、周承烈（又名周耀武）等一起改革教育,在教学中增添一些新内容,号召学生读新书,介绍《新青年》《向导》《灯塔》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让学生们阅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革命思想,学校又从上海等地购买了一批进步书籍,办起了图书馆,成立了“读书会”。还创办了《英文周刊》和《萌芽》《东风》墙报,借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吴丹坤等进步教师,还在课堂上讲解“苏联的现状”等国外形势,教育学生“读书不是专为读死书,而是要学以治国救民为目的”。还常常提出一些诸如“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生应如何？”“怎样才能治好国家？”等问题,组织学生讨论。有时还召开小型的演讲会、辩论会,迅速提高了师生们的思想认识。当时七中接受到革命理论影响而且进步较快的学生有：杜寿芝（又名杜野萍,城关人）、易宗邦（又名易经安,商城人）、蒋明华（又名蒋镜青,黄寺岗乡长堰人）、冯新宇（原名冯光汉,黄寺岗乡冯家岗人）、胡士俊（又名胡青萍,城关人）、董慕文（又名董学敏,傅店乡里棚人）、胡日新（罗山人）,还有教师蔡仲美（固始人）等。他们在吴丹坤等人的教育影响下,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春夏之间,全国人民掀起了收回旅顺、大连的爱国热潮。潢川教育界中,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或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进步师生,奋起响应。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冲出学校,走向社会,在潢川县城掀起了又一次反帝浪潮。据1923年4月20日、28日《新中州报》消息报道：“潢川省立第七中学校,鉴于旅顺大连之事,非由国人力争不足以达归还之目的”,于是“除电请政府,据理交涉外,并于本日（4月15日）冒雨游行,散发传单,借以警醒市民,共图挽救。”该校学生所散发的四字一句的传单内容如下：

　　旅顺大连，我之疆界，虽租于俄，主权仍在。

　　藐尔日本，心存狡狯，利诱洪宪，将国拍卖。

　　二十一条，续租至再，今年三月，收回期届。

　　按之国际，当然交贷，不意日人，巧词抵赖。

　　旅大不还，密约不废，锦绣乾坤，指日破碎。

　　试问签押，何人所划，既非国民，又非国会。

　　恃强占据，公理违背，我等国民，同仇敌忾。

　　利害所关，实难忍耐，誓不承认，共筹对外。

　　或拒劣货，以警日侩，或断交通，待其坐惫。

　　必达目的，有进无退，还我主权，完我关隘。

　　大好河山，同胞共爱，及早图之，尚未破坏。

　　上念祖宗，经营当代，下为子孙，扫除障碍。

　　如昧先机，危亡可待，静以持之，彼狡何害。

　　此传单“说明了租借经过之情形”,“其情之恳挚,言之迫切,读之未有不动容者,尚能广为传播,必促醒人民之觉悟也”。不仅如此,七中学校的师生还发表了以下《宣言书》：

　　“旅顺口,大连湾,这两个地方均在辽东半岛的南端,南满铁路直达于此,是黄海北岸上的良好军港,亦是我国东北角的重要门户。清光绪二十四年将这两个地方租借于俄罗斯,租期以25年为限,到光绪三十年,俄国与日本开战,俄国战败,旅大又被日本续租去了。既是续租,我国与俄国所订的租约,当然有效；我国对于旅大仍不失主人翁的资格。无奈日本,狡诈百出,乘袁氏做皇帝热度最高的时候,始用巧言骗诱,又以武力恐吓,未曾经国会通过,即与袁氏订‘二十一条’密约；第一条即改旅大租期为99年。试想国会为人民代表,既未通过,人民决无承认‘二十一条’的必要。况袁氏破坏约法,已被国民驱除,他和日本所订的密约,还能有效吗？本年3月26日,旅大租期已满,日本竟根据为我国民所不容的袁氏订的秘密条约,抗不归还,公理安在？夺我主权,撤我藩篱,渐渐地达他蚕食鲸吞的目的。稍知国事者,无不痛心疾首,大有‘与汝皆亡’的气概；人人都是中国一份子,中国亡了,想不为亡国奴不可能。望我父老兄弟,各拿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心理”,作政府后盾,‘勿滋他族,实逼处此’。”“对待的办法：（一）应电恳政府,据理交涉,联络全国同胞,一致力争；（二）向各国声明,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并请主持公道；（三）与日本‘经济绝交’,庶可制日本侵略的野心,作我们自卫的办法。”

　　“同胞,快醒,快醒！为主权计,为人格计,为国家前途计,旅大是不能不争的。纵不为国家计,独不为祖宗血统计么？独不为后世子孙计么？日本将我灭了,我们的祖宗还能享祀吗？我们的子孙还能保护吗？望我同胞‘众志成城’,誓死力争,不达到收回目的不止”（以上引文,转引自1923年4月19日、28日《新中州报》）。

　　潢川省立七中学生的《宣言书》,完全表达了潢川各界人民要求收回旅大、复我主权、雪我国耻的坚定决心。4月18日,“潢川女子高等（小学）教职员、学生,闻旅大事件,经此刺激,势不可遏,由秦校长发起,全体游行一日,表示爱国热忱,兼以促使人民之觉醒”。潢川女子高小在南城贤典街,校长秦鹤村与教师杨德夫（即杨萍如的父亲）和张德轩,均为潢川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接着,县城所有学校的师生相继拥向街头,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人,均手执纸旗,上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不买日本货！”等标语口号,反帝怒吼此起彼伏。游行队伍中,第二高等小学的师生还高唱自编的歌曲,歌词是：“旅顺大连围在辽东边,一为通商埠,一可泊战船。论地形险要,全国咽喉断。日本续租后,如今就该还,它那二十一条,硬抗故前言。不买日本货,不予交金钱,至多两三月,倭奴定内乱。劝我同胞,坚持到底,旅大自归还”。一时间,潢川城乡,群情激愤,再掀反帝浪潮。

　　马克思主义在潢川的传播,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觉悟,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反帝爱国运动的逐步展开,反过来又促进了人们新的觉醒,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据1926年《团豫陕区委四月份报告大纲》记载：“潢川有中学二、三个,学生群众很多,去年即调查到能在该地学生中销导报、中青各数十份,久拟在该地发展组织未得机会”。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早在1926年以前,《向导》、《中国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进步书刊,已在潢川青年学生中广泛流传,为潢川党团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