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潢川县大荒坡暴动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受到“抽筋拔骨”(当时河南省委文件语)似的损失，革命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1928年4月4日，原中共南五县特委秘书陈唯光同志主持召开了彭家店会议，总结大荒坡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组成了中共南五县临时特委。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罗山宣化店，先后召开了临时特委所辖六县的联席会议和豫东南七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党代会作出了纠正党内自动主义错误，加强党的理论训练，健全党的组织的决议；审查、讨论了七县的经济状况和工作，选举产生了新特委。会议并发出了《告豫东南同志书》和《告豫南民众书》。在大会精神鼓舞下，潢川县党组织恢复很快，仅县城就建立了三个支部，全县已有40余名党员。这时候，郭树勋(现名郭述申，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同志受河南省委派遣，来到了豫东南特委机关所在地潢川，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特委根据“六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十大纲领的要求，一方面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另一方面加紧开展经济斗争。

　　1929年1月16日，特委发出了《年关斗争通告》。这一年内，中央巡视员郭树励同志又三次来潢巡视、指导工作。我县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8月底，县城已发展7个支部，农村东乡建立了区委，南乡和北乡也各有一个党支部，全县党员增至百余人。在党的革命活动影响下，群众觉悟不断提高。如上油岗一带的革命群众，在区委书记李星初的领导下,为开展武装斗争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实行暴动。江集一带的群众自已组织起来，并请求我党派干部去领导他们开展革命斗争。总之，各地的革命斗争又开始兴起。

　　中共潢川中心县委(1929年6月由潢川县委改建,豫东南特委同时撤销)，为响应鄂豫边特委的号召,迅速开展武装斗争,争取尽快沟通与鄂豫边苏区的直接联系，于1930年1月29日开展了年关斗争。中心县委组织城关党员及省立七中和信义小学的进步师生，利用春节拜年的传统习惯，向群众投递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贺年片;或把革命标语、传单，张贴、散发在城内大街小巷及近郊，甚至贴在国民党官员和办公机关的大门上。除夕夜家家热闹非凡，一场政治宣传斗争在紧张地进行。次日,轰动了整个县城。敌人以为红军从天而降，马上就会攻打县城,惊恐万状。驻潢川匪军李克邦部四闭城门,全城戒严，到处搜捕。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三),中心县委书记霍育和和县委委员张荣国，在曹明道家以打牌作掩护，邀原任应歧部退伍连长田池生谈话时(准备发展田入党)，匪军突然闯入，四人同时被捕。2月3日，潢川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先后共有7位同志被捕。

　　3月初，李克邦匪部调离潢川，由代民权部接防。趁此时机，中心县委委员兼团委书记何平积极组织营救被捕同志。他指派当时中共党员徐典吾，到南城邱家祠堂找代民权部政治部主任孟星者(我党地下工作者，负责兵运)，通过内齐部进行活动。何平在组织营救中，不幸被捕。共产党员杜寿芝利用进步人士马古若等在上层的关系，进行活动。最后，党组织筹集400块银元，终将被捕同志全部保释出来。他们出狱后，不便继续留下来工作，都调离了潢川。随后上级党组织又派金佛光同志到潢川领导工作。

　　这次年关斗争，由于没有严格遵守党的地下工作的原则和策略，再一次遭受到了挫折，这说明我县党的工作还没有完全摆脱“左”倾盲动路线的影响。但是，这场狂飙突进的政治宣传活动，的确进一步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人民群众从我党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1930年的年关斗争，虽然遭到挫折，但革命的力量未受到损失，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宣传攻势，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为在潢川即将开展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做了很好的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