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江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为了坚持继续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迅速决定实行武装反抗，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紧接着，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瞿秋白、李维汉的主持下，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河南后，中共河南省委于9月中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新政策，纠正右倾错误，作出了农运、工运、组织等各项决议案，决定发动工农斗争，组织武装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并改组了省委。9月29日，以周以栗为书记的中共河南省委，为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河南目前政治和暴动工作大纲》和《县暴动工作计划》，确定了组织全省总暴动的计划和方法，以响应两湖秋收暴动，并将全省划为豫南、豫北、豫中、豫东4个暴动区域，除豫东由省委直接指挥外，其余3个区分别设立特别委员会，负责暴动的领导工作。根据省委决定，中共豫南特委于9月底在信阳县城建立，制定了《小暴动工作大纲》，部署了信阳、潢川、确山、南阳等13个县的武装暴动工作。

　　1927年10月，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9月扩大会议精神及豫南特委指示部署传达到潢川。1月初，中共潢川县委在伞陂寺六里棚南小庄胡明堂家召开会议，易宗帮书记主持，江梦霞传达了上级关于发展农运、组织暴动的指示，建议把大荒坡作为工作重点基地。会议决定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落实河南省委关于“要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作暴动的准备”，“发动局部的暴动，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创造独立的暴动局面，由局部的暴动而成为总的暴动”的要求，采取江梦霞等人的建议，将工作重心放在基础较好的东南乡，加紧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同时选择大荒坡作为农运基地和武装暴动的中心据点。会议还确定了江梦霞、徐智雨、朱澍川等分管的工作任务。

　　大荒坡也叫荒坡集，地处潢川、固始、商城3县交界处，距离3个县的县城均有70华里左右，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又为枪会(红、黄、白学)组织和土匪汇聚之所，国民党统治势力较为薄弱，是发动武装暴动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理想地点。在荒坡集的附近住有张姓三大户:东面的张上楼住着大地主张省山，儿子张秋石是当地的民团队长，掌握有30多条长枪和10余支盒子枪，他家有钱有势，在大荒坡称王称霸。北面张下楼住着张重山，儿子当保长，家中也有少量枪支。另外一户是自耕农张现贵，住在荒坡集以南的曾小营子，与张省山、张重山是同宗同族。但张现贵素以广交好义、爱打抱不平著称，在贫苦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张现贵的妻子是潢川东南乡江家集祝家岗人，生有三儿一女，长子张良材(又名张明刚)， 次子张彦武(又名张家梁)，老三张相舟(又名张家相)，女儿张明丽(人称张二姐)，其丈夫李鹤亭是潢川东乡吴集人。当时这一家是个革命的家庭，大荒坡党支部就设在他们家里。党支部负责人张彦武曾作为潢川农民代表出席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并在武昌农讲所受过短期培训。因此，县委认为，在大荒坡组织武装暴动，既有党的领导核心，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还有回旋的余地，便于实行武装割据，而且这里的广大贫苦农民对张秋石早就深恶痛绝，铲除张秋石，既可为民除害，又能夺其枪支武装农民，开辟革命根据地，为在全县开展土地革命创造条件。遂决定派江梦霞、徐智雨等同志前往大荒坡，加强党的领导，指导当地党支部开展工作。

　　1927年11月起，根据县委的决定，江梦霞化名陈化然，徐智雨化名余小三，分别以教书先生和办红学为名，在大荒坡一带秘密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他俩吃住都在张彦武家中，在张家兄弟积极配合下，经过两、三个月的串联发动，在以曾小营子为中心，包括吴集、平楼、杨集和固始县马堽西北部、商城北部边境一带，以办红学为名恢复和发展10多处农民协会，会员百余人。同时联络枪会会友数百人，扩大了农民武装，为举行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潢川县委还将机关由县城迁至徐家寨徐智雨家中，在徐家寨、苏家楼、瓦孜岗、伞陂寺、冯家岗等地，与基层党组织共同努力，巩固和扩大农民协会，组织暴动队伍。为解决暴动的武器问题，县委指定朱澍川负责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县委书记易宗邦为筹措资金，佯称自己被土匪“绑票”写信给家里，要来600块大洋的“赎金”，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1927年11月，豫南特委领导的确山刘店和信阳四望山两处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而当潢川武装暴动准备工作按照八七会议和省委9月扩大会议精神以及县委的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河南。中共河南省委原定12月10日在开封召开代表大会，因“开封很难筹备妥当，改定在许昌召集”。潢川县委易宗邦到许昌后，许昌情况有变，省委决定代表大会延期举行。可是各地的代表有的已去开封，有的到了许昌。省委遂于12月21日至22日，分别在开封和许昌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和各县联席会议。会议主要日程是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案、各地的工作报告和河南目前的工作方针。会议决定，一致接受中央11月扩大会议决议案。而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是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召开的，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亳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根据这一精神，河南省委制定了工作方针，指出:“目前我们的总策略是发动土地革命，就是坚决的依据群众要求，信赖群众的力量，发动群众的暴烈斗争。”并要求“汝南、确山、信阳、潢川应赶速各在本县极力发动工人的日常斗争，农民的游击战争，夺取县城，于最短期内联合而占据豫南，创造暴动的局面”。并强调要防止“无耻的等待主义，认为暴动政策是对的，推诿工农组织不好，准备不及，客观情形太坏，不去发动”，这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扩大会议精神和省委的决议，中共潢川县委书记易宗邦于1927年底，邀请商城、固始两县党组织负责人，在大荒坡张彦武家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商讨在大荒坡举行武装暴动的事宜。商城县委书记蒋明华参加了会议。会上，易宗邦向商、固两县委通报了省委在许昌召开的联席会议精神和潢川县委准备在大荒坡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商、固两县委负责同志认为，潢川县委在那里建有一个党支部和7个农民协会，为组织武装暴动做了大量的工作，选择的地点也很合适，赞同潢川县委在近期发起武装暴动。会后不久，中共河南省委于1928年1月18日，接连发出第29号、30号通告，要求“豫南的暴动应更迅速的发展，尤其在南五区应用绝大力量发动起来，与鄂北鄂东的暴动联络一致，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一个几县或几十县的工农革命势力的割据。”在省委再三催促要立即暴动的情况下，中共潢川县委于2月11日举行了第一次大荒坡暴动夜袭张上楼。这天夜里，易宗邦指派张相舟、胡日新、费醒初、姚老四等30多名热血男儿，包括原潢川省立七中党团支书、光山县西北区孙铁铺特支书记张侠生等人，携带长短枪、出其不意地突袭了大荒坡张上楼，因张秋石带着民团外出掠夺未归，只击毙了张秋石的眷属及护兵7人，虽初战胜利，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928年2月1日至3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代表大会之后,省委即派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后之来潢,负责组建中共南五县特委。2月中旬,根据省委决定,中共南五县特委正式成立,特委由书记汪后之,委员范易、龚逸情、陈唯光和胡日新共5人组成。特委辖潢川、光山、商城、固始、息县等5县，特委机关设在潢川。

　　南五县特委组建后,在省委限期一月内发动豫东南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命令下,数次召开会议，讨论组织暴动问题。决定再次举行大荒坡暴动,然后在商城等县相继组织暴动,造成豫东南的武装割据局面。

　　3月17日,特委对暴动的行动计划和组织领导,又进行了具体的研究、部署,确定将参加暴动的人员分成两支：一支是特委和潢川的党团骨干,包括光山县特支书记张侠生等和省立七中学生十余人,共30余人,为暴动的主力,并从中挑选出胡日新、朱澍川、费醒初、刘钻志、张志新、宋绍武、尚幼予等14人,组成突击队,每个突击队员均持长枪或手枪,由范易带领,担负主攻任务；另一支是伞陂寺、徐家寨、冯家岗和大荒坡等地的农民党员和农民协会的骨干组成的武装力量,共80余人,携带的是长矛、大刀,由龚逸情带领,负责包围、封锁,配合主力进攻。汪后之是暴动的总指挥。

　　3月18日凌晨,在中共南五县特委的领导下,“三一八”大荒坡武装暴动的枪声终于打响了。暴动队伍迅速将张上楼团团围住,突击队员立即发起了猛攻。不料,当天正值张秋石给为死去的家人做超生的“了斋日”,斋事未毕,人多未睡。加之张秋石自上次被夜袭后,一直惊恐不安,严加防守。突击队一时未能攻破寨门，想采取火攻的办法，急忙中点着了门前的草垛，自己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从屋脊向下射击，形势极为不利。同时,枪声和大火又惊动了周围的红枪会,他们认为是土匪抢劫,纷纷向张上楼赶来。最先来到的一处红枪会群众,在我“红学不打红学”、“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打的是土豪劣绅”的呼喊下,停止了行动。但四周的红枪会仍蜂拥而至,暴动队伍腹背受击。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特委不得不下令撤退。同志们边打边撤,英勇奋战,仅有的子弹打光了。突围中有6位同志牺牲,20多人被捕。汪后之、范易、龚逸情、刘钻志、尚幼予、陈光等19人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