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正义战争。在这场生死较量中，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抗战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牺牲精神和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应该指出，抗日战争是在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关于这一点，从潢川地方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统战工作，可以得到具体的证明。

　　1937年9月上旬，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正式组成。省委成立后，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年底全省党员由100余人发展到1000 余人。11月28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发表《回到工作之基本任务》一文，号召青年学生“成立乡村抗日服务团，到农村去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抗日”。1938 年初，中共豫东南工委与潢川工委相继建立(不久分别改为豫东南特委、潢川县委)后，紧紧围绕着河南省委提出的“武装保卫河南”的总任务开展工作。随着党的组织与活动的恢复，加之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到潢川，一些抗日文艺宣传团体纷纷云集于此，一时间，潢川成了豫东南抗战中心。彼时，潢川党组织各项工作开展得绘声绘色，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得为最好。

　　抗战初期，潢川的统战工作突出地表现在:一、党组织恢复后，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召集群众，建立了各种抗日团体，如“潢川抗日救国民众动员会”、“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 等；还有在地方党直接领导下专司抗日宣传活动的青年学生团体“潢川战时青年工作团”；并经过个别串连，成立了以东北军人为为主体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豫东南分会”、从而把各界各阶层人士发动组织起来。二、以国民党潢川县党部的名，公开创办了《农村通讯》刊物，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与方针、政策，不仅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而且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三、通过“潢川抗日救国民众动员委员会”等组织的合法地位，往农村派遣农运指导员，挑选一批我党得力干部到农村开展农运工作，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抗日武装。四、不失时机地在国民党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中开展工作，不仅团结了进步人士，而且还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为党培养了一大批抗日中坚骨干。五、利用“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河南战教团”和“光明话剧团”在潢川停留机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马百计》、《逃难》、《九·一八以来》等活报剧；演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歌曲。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广大抗日将士的爱国热情。这些工作基本上体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利用一切旧政权或者合法的组织形式，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的方针、策略，因此取得了显著效果。

　　抗战初期，潢川各阶层及各界人士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择东西南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为拯救民族危难而奋勇上前。1938年5月，潢川农村已建立起十几处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农会。城南十里头及东乡瓦子岗一带的农会更为活跃，有时开大会，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有的农会还弄到了枪支，为后来日寇占领潢川时开展抗日游击奠定了基础。另据1938年4月14日《新华日报》报道:“当台儿庄歼敌两师团的捷音传来之后，这古老的潢川城立马沸腾起来了。”“各机关团体的代表及群众，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参加大会。”会后，还举行了火炬提灯游行，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时， 潢川召开了大会，“河南战教团”等文艺团体为国民党部队冯治安部举行慰问演出，将士们受到了极大鼓舞，潢川人民还为“河南战教团”筹集经费，免费为队员治病。甚至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国民党的有些上层人物也表示要抗战到底，如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政训处宣传科长王深林积极配合我党工作，主动提供方便，包括对军团学员的实习分配，都是按照我党组织的意图实行。白崇禧也曾惊叹的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抗战的圣经”。一些民族骨气很强的人，表示要以热血报效祖国。潢川县政府秘书张佩芝就说过:“倘若日本人占了潢川，我就去打游击。”他果然不幸而言中，日军占潢后，在乡下打游击时，被汉奸杀害。

　　潢川抗战初期的统战工作之所以能做出以上成绩，从总的方面说是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英明正确。但就潢川而言还有以下原因:一是国民党潢川县党部书记长冯新宇是共产党员。冯新宇是我县黄寺岗桥梁人，1925年入党，是潢川党组织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大荒坡暴动失败后，他颠沛流离。由于斗争需要，1934 年开始出任河南《民国日报》副主编，继之任总编。抗战开始后，他参与中共河南省委文委主办的刊物《风雨》的编辑工作。1937年底，冯新宇同志响应河南省委“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号召，率先返回了家乡潢川。他积极配合省委派遣到潢川的苗勃然同志，建立了中共豫东南工委，恢复了党的组织。他还凭借自己又是国民党员和战地特派记者的身份，负责筹建国民党潢川县党部，并取得了书记长的职务，为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潢川县长郭殿友和政府秘书张佩芝都是东北军人，他们有国破家亡之恨，具有较强的民族气节，抗日热情很高。“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豫东南分会”就是在豫东南工委书记苗勃然同志的倡导下，由他们全力帮助才得以成立。东北抗战知名人士杜重远还到会讲了话，影响很大。三是党组织派往国民党上层中活动的同志工作得力。如匡亚明、佟子实、郝惊涛、张百川等都是知识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知名度高，号召力强。再如赵君哲是早期党员，曾在刘澜波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工作，他善于交际，擅长鼓动与统战工作，1938 年夏季由中共长江局派遣来潢川加强上层统战。有了这些关系，我党的各项意图都能付诸实现，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并为潢川后来在艰难环境下党的地下工作准备了条件，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制定并秘密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法令，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39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公开恶化。此时，中共潢川中心县委负责同志王新波、李其祥等领导地下党员坚持斗争。党组织利用原来建立的统战关系，团结人民，揭露国民党投降媚外的活动与反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同时，动员组织青年参加新四军。如杨哲宗、刘德馨等优秀儿女，都把鲜血洒在了民族解放的疆场，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抗战初期，潢川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做法是成功的，成绩是突出的，贡献是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