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打击乐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一朵瑰丽的鲜花。在四川、云南、陕西、湖广等地均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打击乐。而潢川的锣鼓《十八番》则是中国民间打击乐中发展较为完善、系统而又有独特风格的曲种。《十八番》亦名《十八翻》、《欢庆锣鼓》，俗称“鼓面子”或“鼓牌子”。《十八番》分为鼓头、鼓面、鼓牌子三部分，共有曲牌60多个。《十八番》锣鼓是勤劳的潢川人民用聪明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并深深地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它以旋律流畅、节奏鲜明、曲牌多变、刚柔相济、饱满有力的艺术特色而跻身于艺术之林。2009年5月，潢川锣鼓《十八番》被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八番》的历史渊源热情奔放的潢川百姓素来集会甚多。每逢朝山进香，佳节盛会，婚嫁喜事，无不以锣鼓为其先导。这些因素促成了潢川民间锣鼓的发展与鼎盛。潢川民间锣鼓起源于何时，谁人所创，尚无定论。由于历史的原因，潢川锣鼓既不见经传，亦无史典记载，况且又经历了十年浩劫，不少鼓谱被付之一炬，不少老一辈演奏者相继去世，要想摸清其源头已十分困难，现仅根据有关资料及调查的口碑，推测如下，以作线索。据潢川县卜塔集镇民间老艺人杨全修讲，他12岁随父杨公甫（清道光年间人）习锣鼓，而其父师承其祖父杨炳仁（清嘉靖年间人），其祖父师承何人不得而知。若以此推算，潢川锣鼓当有200年的历史。据潢川城关文庙街居民李梦还1985年讲，自乾隆始，每年正月十七的“火神会”和二月初三的“文昌会”最为隆重，能吸引外地人等前来观会，潢川各会，如“太平会”、“长生会”、“如意会”争相出正会（即仪仗队形式的花会），以示庆祝，每每无不以锣鼓为先导。若以此推论，潢川锣鼓要有240多年的历史。另据《光州志》（高兆煌修）典礼部分记载：“我朝沿前代故事……（乾隆）二十七年（1763）又命礼官恭用二书，为出使礼仪……凡朝遣使各处开读将至，所在官司朝服具龙亭彩与仪仗鼓东郊迎……众官司及鼓乐前导，使员随亭后行……”又载：“州宾与礼大比元年……凡录取科优生员自首名以下挨次入席，是日，诸生谐学宫行礼毕，邀集公堂，分班就座。酬酢礼毕，官亲送至头门外，派役二名执彩旗并鼓乐道送出廓……”“自前明以至于今皆相沿不易……”以上所指“鼓乐”可释“锣鼓之乐”。而清代距今并不遥远。又据老辈人传说，在清朝时确是用潢川锣鼓迎送科举的秀才。若以此上溯潢川锣鼓当有300年以上的历史。追溯《十八番》名称的由来，于民间的口头禅不无关系。比如：“女大十八变”，“九腔十八调”等，都是表示变化多的意思，有可能因为此种锣鼓有变化丰富的特点而得名。《十八番》的艺术特点锣鼓《十八番》已经形成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它没有陕北大鼓的庞大阵容与气势，但却有恢宏的震撼力；它没有西藏手鼓舞动的韵律，但却有刚柔相济的感染力。它表现出感情充沛、节奏鲜明、刚柔相济、饱满有力、热烈欢快的音乐特点。它的旋律时而轻盈跳跃，时而强劲有力，时而行云流水，时而万马奔腾。其节奏变化无穷，气势磅礴恢宏。演奏时，鲜明的节奏，铿锵有力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一种情绪激昂和蓬勃向上的精神动力。特别是经过演变和充实后的音乐配置，得锣与木鱼清脆悦耳的音乐对接，多面大鼓低音与大叶子高音的碰撞，更加显示了《十八番》的内在魅力。演奏者既娱乐了别人，自己也从音乐中得到身心愉悦。通过演奏，可烘托出欢腾喜庆的气氛，威武雄壮的声势，充分展示了一个地方优秀民间打击锣鼓的艺术风采。锣鼓《十八番》近60个曲牌，为它注入了无限的艺术生命力。从传统的曲牌交换变化的形式，到今天的舞台艺术表演，都是曲牌科学的运用、鼓牌的巧妙转换和音乐的起伏跌宕才产生的艺术效果。鼓牌《大雷暴》与《小雷暴》的交相辉映，《顶嘴》与《八哥洗澡》的相互交替，《步步紧》与《步步高》的强力推进；《快三紧》与《三起三落》的节奏变换，形成了《十八番》强烈而鲜明的音乐对比，并产生了风云多变的音乐色彩，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以《十八番》为代表的潢川民间锣鼓表演，主要用于民间盛大节日的集会和宗教活动，但用于最多的场所还数婚嫁喜事的暖房、迎亲。依照历来的规距，主家提前用请帖将“锣鼓先生”请至家中，待如上宾，根据需要，或在堂房，或在喜房，围坐演奏，不担任迎宾送客的任务。“暖房”时多演奏表示喜庆的曲牌，如《双幺二三》、《龙灯会》、《狮子磕牙》等；而迎亲时，到女家门前必奏《双喜地》，表示双喜临门，接着用《八哥洗澡》催促新娘快梳妆，快上轿。在迎亲回来的路上则用《牛糙痒》、《反牛糙痒》来表示新人的惬意心情。《十八番》的发展进程锣鼓《十八番》是潢川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优秀的民间打击乐，因此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点。仅从鼓牌的名称，诸如《牛糙痒》、《猴儿翻山》、《地里鸡》等就不难看出，它是潢川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它的鼓牌名字都是地道潢川的土名词、土方言。因此，它更有着广泛的群众性。演奏潢川民间锣鼓的爱好者，一般都是家景较为富裕的小商人或手工业者，这些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且对锣鼓有特殊的爱好。每逢闲暇无事或逢年过节，自备锣鼓聚集一起，以演奏锣鼓为乐事。像这种自发的锣鼓班子，在清末不下50家。他们并不收费，多以帮忙或“冲喜”的形式出现在各种热闹场所，所以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人们尊称他们为“锣鼓先生”，称乐队为“响场”。每逢佳节，县城各会会首必用大红请帖相邀为其敲打，这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锣鼓先生”们往往用巧妙的衔接和高超的技术，将锣鼓演奏得起伏有致，别具韵味，以赢得围观群众的喝彩。据传说，每年二月十九“朝金兰山大会”始于宋，至乾隆年间为最盛。这一天，各路锣鼓荟萃一堂，经师先生、斋公和善男信女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锣鼓为前导，旗、锣、伞、扇及抬炉、提炉、捧炉为仪仗，一路上香炉缭绕、锣鼓喧天的向新县进发。每经过光山县泼河七里长街时，必和泼河锣鼓比试高低，赢者方能敲打过街。这就促进了潢川的“锣鼓先生”们在演奏技巧上精益求精，想方设法掌握和创作更多的锣鼓牌子和充实乐队编制。所以，那一时期的锣鼓队除鞭鼓、大锣、大镲、手钹、马锣、小锣外，为丰富音色还加上了“哈巴狗”和有固定音高的玉音锣或七音锣；乐队编制则由原来的6人增至8人或9人。这一时期为潢川锣鼓发展的鼎盛时期，此项活动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进行。1945年，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城乡近百套锣鼓在县城北关外集会，当时，以城关陈少宇、陈怡堂、孔梦松、朱华清、杜家斌、姚春山和卜集的杨全修、丁少林、丁海波等人的锣鼓班子最为世人称道。开明人士刘理葛特为陈怡堂锣鼓队和杨全修锣鼓队扎了“五福大闹葡萄架”和“媚龙戏凤”的鼓棚为其添彩增光。这次锣鼓聚会曾在潢川轰动一时，影响很大。随着时代的变革，潢川锣鼓乐队的编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司鼓用的鼓台（或称鼓架），原为一人背着，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对背鼓和“背古”的谐音开始忌讳，认为若“背古”则一生不得发达，所以背鼓人很难找到。为此，“锣鼓先生”不得不将一人背鼓改为二人抬鼓，而对用于改变音色的鞭鼓，也只好忍痛割爱，用击鼓边代之。大锣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在逐步演变。如“锣鼓先生”们对大锣的选择是很讲究的，他们要求大锣的音色要具有宽厚、明亮的特点，所以就选用了“音能过街”的青铜无脐平面大锣。因为锣面阔且重量太重，司锣往往用富有弹性的竹擗，一端绑在腰上，另一端由其右肩前上方伸出，将大锣吊挂于上，以减轻手的重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大锣渐渐难以买到，所以只好用中虎音锣或苏锣代替，演奏姿势也由“吊挂式”改为“左举式”或“怀中抱月式”。其他乐器，诸如丝锣、五音锣、七音锣，也均因乐器的短缺而逐渐在乐队中消失。乐队不得不由9人而改为6人，直到最少4人的编制。《十八番》锣鼓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音乐艺术在升华，但也有很多缺失和遗憾。如《十八番》共有曲牌100多个，但不少牌子已失传。现在常用曲牌只有60多个。从调查发现，20世纪60年代初，以潢川城关为中心，有《十八番》专业和业余的锣鼓班子100多个，艺人近400人，其中以针织厂、电厂、县一小、县二小等单位敲得最好。锣鼓《十八番》经过多年的挖掘、搜集、整理、创新和传承，逐步走向成熟完善。20世纪60年代，锣鼓《十八番》以它独特的艺术形式多次参加国家、省、市文艺会演，得到了较多的殊荣。1998年，潢川县根据《十八番》编创的《锣鼓闹秧》，参加全国第十届“群星杯”广场舞蹈大赛获得银奖。2008年，锣鼓《十八番》参加全国首届农民文艺会演获得“银穗杯”奖。